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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在他逝世三周年纪念的时刻,我想写下早就想写的这些文字,来追思宿白先生二三事。

我虽然对宿白先生早已著名并久仰,也在好几次 *** 上拜见过他,但真正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遇并不多。那一年中国考古学会在成都召开年会, *** 竣事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先生、考古处长宋新潮先生等一行人陪同宿先生一道观光四川大学博物馆,我以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身份接待他老人家,算是第一次和宿白先生有了一段面临面的来往。那天,在川大博物馆的观光他看得很纵情,尤其是在民俗学、民族学、玄门考古、古代文房四宝这些平时搞考古的人并不是太看重的展厅内里,他看的时间最长,问的问题也最多。一更先我照样有些主要,毕竟是和德高望重的中国考古学泰斗相处,生怕自己接待不周或是忙中出错。过了一阵子,发现老先生虽然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严谨威严,一本正经,但真正时间长一些,才感受他实在待人很平和,慈眉善眼,轻言细语,娓娓道来,一边鉴赏文物,一边提问或者揭晓意见,并没有想象中“人人”的架子。观光竣事以后,在会客厅里落座,川大的校、院向导以及张勋燎、宋治民、马继贤几位川大的老先生和贵宾们会见座谈。更多的情节我记不太多了,但宿白先生在这时讲的一段话,却让我至今影象很深刻。他对人人说:“我早听说川大博物馆与众差别,看来简直云云。博物馆嘛,不能只珍藏和展出一些考古的器械,那只能叫考古标本室。博物馆贵在一个‘博’字,要让人人看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今天在川大博物馆内里看到的这些古纸,平时许多多少都珍藏在宫廷内里,老百姓很难看到,最多是在明清小说内里读到过这些古纸的名字,今天算是眼见为实了……”在临别之际他还问我说:“我知道川大图书馆珍藏了不少的善本书,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份他们编的善本书目?”幸亏平时对川大图书馆古籍部还算是熟悉,厥后我很快找到了两份那时照样油印本的藏书目录,一份是川大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目录,一份是馆里珍藏的珍稀方志目录寄给了先生。这次接触和交流的时间虽然很短,然则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异常深刻,让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和坦荡的眼界,尤其是他对博物馆的明白,更是让我终身难以忘却,算是听先生现身说法,上了一堂生动的博物馆课。惋惜这次观光来得很溘然,事前没有举行充实的准备,博物馆的照相机由于质量太差暂且又出了问题,整个历程竟然没有留下一张先生和其他贵宾们的照片作为纪念,让人很是感到遗憾和忸怩。幸亏手头还保留有一段缺头无尾的不知道谁用家用录像机录制下来的那时的观光片断,可供时时追忆。

在那之后,由于从事 *** 考古的缘故,我和宿白先生有了更多的交流,我时常将在 *** 所获取的野外考察新发现向他汇报和讨教,他也会将他的一些意见实时地回复给我。举例来说,他在写作《阿里区域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古格王国修建遗址〉和〈古格故城〉中部门寺院的有关资料读后》一文时(宿白:《藏传释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151-182页),就曾经行使到我寄给他的由我加入编写的《阿里区域文物志》。他在此文文末的补白中写到:

此文初稿抄竟,接四川大学霍巍同志寄来 *** 文管会编辑的《阿里区域文物志》(西 *** 民出版社,1993年),书中第四章古修建目下列有札达县托林寺和噶尔县札西岗寺。两寺资料可弥补《古格王国修建遗址》和《古格故城》两书,并应辑录于本文者有:1.托林寺平面结构示意图(《阿里区域文物志》P.121,图14),本文前面图6—2即据此图摹绘。2.托林寺朗巴朗则拉康平面图(《阿里区域文物志》,P.123,图42),此图较《古格王国修建遗址》测图为详。本文前面图6—3因改摹该图。3.托林寺杜康殿平面图(《阿里区域文物志》P.124,图43),此图为《故城》附录一《札达县现存的几处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址寺院》托林寺杜康条文字纪录的主要弥补。(宿白:《藏传释教寺院考古》,175页)

行使这些新出的资料,宿白先生对原有资料中“托林寺杜康条”的文字纪录作了弥补和考释,也对我执笔写成的“噶尔县札西岗寺”作了更进一步的剖析考证:

凭据报道的情形,试作开端思量:[一]达格章和赫米寺俱不详,但札石岗寺(霍按:即《阿里文物志》中所记的“札西岗寺”)殿堂结构确与托林寺朗巴朗则拉康中央部门的设计相似,围绕整个殿堂的星期道的放置,也确是早期殿堂的特征;此种殿堂在卫藏区域最迟不晚于14世纪,如思量札石岗寺原系拉达克系统,连系“公元15世纪初叶和中叶,拉达克王札巴德和次旺朗杰曾先后两次派人测绘此殿(托林寺朗巴朗则拉康),根据其怪异的模式,在拉达克兴建寺庙和佛殿的事迹,札石岗寺殿堂的时间或许较14世纪略迟。[二]殿堂内部南北各一小堆栈的位置,原应是左右(南北)两佛堂;正(西)佛堂原来是否是护法殿亦有可疑。[三]殿堂外最外围的一周濠沟内的夯土防护墙以及防护墙附设的防御建置,约莫出自1686年 *** 噶厦修建札石岗寺时;盖1683年与拉达克媾和后, *** 噶厦为了守护西部界限所增设者。[四]早期壁画已无,然则否尚存晚期壁画竟无一字形貌,实为憾事;估量若有晚期壁画也很可能是1686年以来的制作。(宿白:《藏传释教寺院考古》,177页)

《藏传释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在我读到宿白先生发生的这篇文章时,正是进入 *** 高原举行野外考古考察更先不久的阶段,它犹如一场实时雨,让我从中收获了不少新知,也得到了许多教育。首先,作为一名严谨的考古学者,应当像先生一样,哪怕是文章已经是“初稿抄竟”,也要凭据新出资料加以弥补或者修正,绝不能在做学问上有半点懒憜懈怠之心。其次,在研究方式上,对藏传释教寺院如何在掌握考古学的基础资料之上加以考察、剖析、对照,最后得出年月学和历史靠山的熟悉,也受到一次谆谆教育式的指导。尤其是宿白先生文中提到的第四条,是关于札西岗寺壁画的,我在考察此寺时,简直一心一意就想要寻找到早期的壁画痕迹,而完全忽略了对晚期壁画保留情形的考察和纪录,只是在考察纪录中简朴写道:“殿内门道朝东,南北各有一小堆栈,西侧设有一依怙殿(护法神殿),但已无早期壁画遗迹。”(索朗旺堆主编:《阿里区域文物志》,西 *** 民出版社,1993年,128页)以是当先生在文中指斥“早期壁画已无,然则否尚存晚期壁画竟无一字形貌,实为憾事”时,我真是面红耳赤,十分羞愧。我也今后吸取教训,深刻熟悉到,考古事情最为需要的是科学精神,而不是小我私家兴趣,哪怕考古所获资料与自己的研究兴趣毫无关系,但也必须客观、忠实、周全地加以纪录,而不能以小我私家好恶任加取舍。打那以后,在 *** 举行野外考古考察和室内整理时,我不仅对释教遗存的考察和纪录尽可能更为详细、周全,就是对我完全属于外行人的 *** 旧石器、细石器遗存,我也会虚心地向老搭档李永宪学习讨教,学会考察什么叫石核、台面,什么是袭击点,什么是锥疤,还跟着李永宪一笔一划地学着绘制种种石器图。厥后揭晓在 *** 文物志和考古简报上的许多石器图,有不少都是由我和永宪配合起草图,再由他最后定稿完成的。

随着在 *** 事情的不停深入开展,宿白先生在藏传释教遗存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释教寺院研究领域的学术孝敬,我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他的《藏传释教寺院考古》这部专著,也成为指导我们在 *** 开展野外考察和研究事情理论与方式上更好的范本,每次到 *** ,我和我的学生们必须带上这部书随时阅读、体味。作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代宗师,宿白先生的学术孝敬是多方面的。在藏传释教考古方面,他的孝敬也同样是异常主要的。以我浅陋的熟悉来看,可举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他首创了将考古学类型学的方式详细运用到藏传释教寺院考古当中,对 *** 现存佛寺及其遗址成功地举行了分期研究,从而形成国内外学术界第一次关于 *** 佛寺分期的系统性意见。虽然对 *** 释教寺院的研究历久以来曾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不少西方学者如意大利人图齐(G.Tucci)、维大利(Roberto Vitali)等人都曾举行过一些实地考察并揭晓有较高水平的论著,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主要照样一些个案,对某一座佛寺或者某一区域的佛寺举行过较为仔细的考察剖析,但却缺乏从宏观层面总体性的考察和总结,找出其中生长的脉络,探寻其生长的规律性。宿白先生经由历久的实地考察和经年试探,从1988年到1994年,通过对 *** 各地五十四处寺庙、八十九座修建举行排比、剖析,“断断续续写了六个年头”,终于总结出 *** 释教寺院的生长线索,完成了《 *** 寺庙修建分期试论》一文,在文中提出了考古学的分期意见:“试将约从7世纪起,迄于19世纪的 *** 寺庙殿堂大致分了五期,第五期又分了前后段。”(宿白:《藏传释教寺院考古》,177页)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为详尽的 *** 佛寺分期、分段,为藏传释教寺院的考古年月学(包罗断代、排年、分期、分段等)奠基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孝敬,我以为和宿白先生建立的将考古学的类型学、地层学引入到释教石窟研究,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释教石窟寺考古的理论和方式,具有一致主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犹如罗炤先生评价所言:这一功效“第一次严肃地看待和解决了 *** 寺院的修建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的探索,提供了年月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因而堪称为“ *** 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罗炤:《 *** 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释教寺院考古〉》,《文物》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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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详细运作方式和研究方式上,宿白先生独具慧眼,从错综复杂、早晚交织的寺院殿堂中,寻找到更具有时代转变特点的主要殿堂佛殿的平面结构,和木构修建当中柱头托木——“替木”下曲缘线条的转变生长,作为考古学分期的主要考察点和切入点,这不能不令人深感信服。另一方面,与宿白先生以往对石窟寺研究所接纳的方式一样,他充实发挥了历史时期考古学更大的优长之处,即是有大量文献史料可资参考的特点,将各期寺院在类型学上的生长转变及其缘故原由,都连系相关文献质料作出尽可能科学、可信的注释,置其于详细的 *** 宗教、历史靠山和生长逻辑之中加以考察。在《藏传释教寺院考古》这部著作中,他险些将现在传世并经由整理、翻译的主要藏文文献悉数加以行使,经由“沙海沥金”式的精读和淘选,从诸多充满 *** 后弘期释教“教法史”誊写特点的宗派史著作当中,将笼罩着层层秘雾的神话、传说的历史信息加以剥离,最后和考古质料融为一炉、合为一体,建构起科学的学术系统。这种理论和方式上的创新,具有主要的开创性意义,对厥后包罗我在内的众多研究者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示范作用,这些理论和方式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沿用。

其三,在研究工具上,宿白先生的研究视野极为普遍,除了藏传释教寺院之外,对寺中所藏的文书、经卷、法器等也多有寓目,留下了许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就以收入这部著作中的《 *** 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部门明代文书》为例,其写作靠山先生在文中有过说明:1957年7月,他作为中央文化部 *** 文物事情考察组成员第一次进藏时,曾在布达拉宫事情过五天,1988年8月,差不多时隔三十年之后,他又在布达拉宫停留了半天,仅仅在五天半左右的时间里,他便考察了布达拉宫中的颇章噶布(白宫)和宫中的库藏文物。我不知道那时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先生有高原反映吗?根据我多年来的感受,进藏前三天,“高反”通常来说是难以避免的。然则,先生很可能是顶着高原上的“高反”带来的身体不适,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他所预定的考察义务,并且为后续的研究事情做好了充实准备。

宿白先生对布达拉宫珍藏的元、明、清三代文书均有关注,重点对其中纪录较为完整的明代文书十二件录出了原文(全书缮写)。这十二件明代文书涉及明代治理 *** 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明永乐年间明王朝颁给藏传释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在《明实录》《明史》中作“哈立麻)的诏书、大明天子致大宝法王书等文书,都有关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哈里麻)与明代中央的关系问题。对文书中所纪录的郑和下西洋到了“僧伽罗国古之师子国”迎佛牙、鏖战锡兰山等史实,宿白先生联系费信《星槎胜览》、陆容《菽国杂记》等文献再作考订,从而得出结论:“……致书记永乐十一年天子遣侯显致所铸佛像和此书与大宝法王者,或即以其亲历锡兰之役,可备大宝法王之咨询。此大宝法王即前文所记之得银协巴。永乐四年(1406年)得银协巴来京,亦侯显受命往征者”(宿白:《藏传释教寺院考古》,212-214页),为明代中央与 *** 地方关系史研究,又添新说,其学术功力的深挚和考察视野的坦荡,也由此可见一斑。据 *** 后弘期成书的《贤者喜宴》纪录,大宝法五得协银巴应当是收到了这件致书,并由此知晓了明成祖铸造金佛像的缘故原由,以及郑和下西洋获取佛牙的故事(巴卧·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周润年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09页),成为明代中央通过汉藏释教文化友好交流从宗教上施以“教养”,来杀青有用治理 *** 区域的一个例证。

其四,宿白先生对藏传释教考古的研究,绝不局限在 *** 局部区域,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广漠的国际视野之下加以考察,充实思量到 *** 与中亚、南亚等区域差别时代发生的文化交流与联系,从不将 *** 区域与外部天下封锁隔离起来。这方面先生的代表作,可举其对 *** 大昭寺内早期遗存的研究为例。虽然文献纪录大昭寺是始建于唐代吐蕃时期的一座古寺,但对其差别时期的修建已往并没有举行系统、科学的考古学断代、编年事情。宿白先生通过对大昭寺在平、立面结构和修建装饰方面的考察,发现其时代特征,着手对其编年分期(见《 *** *** 区域佛寺考察记》一文)。对其中年月最早的第一阶段修建——大昭寺中央佛殿的第一、二两层,宿白先生敏锐地考察到,它们的平面结构在 *** 佛寺中仅见,也和内地佛寺差别,而与其极为类似的是印度佛寺修建中的毗诃罗(汉译为“僧房院”)。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和大招寺(霍按:即大昭寺,下同)中央佛殿最接近的是位于北印度巴特耶(Patna)县巴罗贡(Baragaon)村的那烂陀寺僧房遗址”,并引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文献加以印证,为大昭寺研究另具匠心,也为大昭寺作为唐代吐蕃时期的古寺找到了充实的证据。

另外,宿白先生还注意到大昭寺内珍藏的一件银壶,先后三次著文对其举行过深入、仔细的研究。关于这件银壶的研究,首见于宿白先生所著《 *** 区域佛寺考察记》(收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82-236页)。因文中编辑错误甚多,后经宿白先生修订之后收入《藏传释教寺院考古》论文集,改题为《 *** *** 区域佛寺考察记》;厥后又以《 *** 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物》为题,收入《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器械文化交流》(天下文化出版社,1996年);最后又以《三记 *** 大昭寺藏鎏金银壶》为题增补了大量新的数据,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206-208页)。经由与域外金银器器形、纹饰气概等多方比对之后,先生对此件被称为大昭寺内“镇馆之宝”的鎏金银壶的泉源、传入 *** 可能的路径以及历史文化靠山等,均做出了远见卓识的学术推论:

(此器)多曲圆形口缘和其下作立体禽兽首状的细颈壶,为7至10世纪波斯和粟特区域盛行的器物,颈上饰羊首的带柄细颈壶曾见于新疆吐鲁番回鹘时期的壁画中。西亚传统纹饰中的四瓣毬纹尤为萨珊金银器所喜用。人物形象、衣饰更具中亚、西亚一带之特色。因可估量此银壶约是7—9世纪阿姆河流域南迄呼罗珊以西区域所制作。其传入 *** ,或经今新疆、青海区域,或由克什米尔、阿里一线。如是后者,颇疑来自古格的亚泽王室;传来大招的时间不早于14世纪,由于14—15世纪正是亚泽王自日乌梅至布涅梅皆向大招寺佛像作主要布施时期。(宿白:《 *** *** 区域佛寺考察记》,10-11页)

许多年已往之后,虽然国内外学术界这件银壶的研究又有了不少新的希望,但基本的款式和眼界都未能逾越昔时宿白先生做出的事情,其深远的学术意义影响至久。

令我十分感动的是,昔时先生此文的第一稿揭晓之后,便给我寄来了刊载此文的论文集,随书还附了一封先生的亲笔信(十分遗憾的是,这封云云珍贵的手札厥后由于陋室几经搬迁,竟然不知所终!)信中先生明确告诉我说,文中由于排印的缘故原由错误太多,只管他已经尽其可能修订,但也许还会存有漏改之处。他希望在将来有机遇再刊时重新修正。在先生赠予给我的这本论文集中,他的这篇论文内里多处留下了他亲笔修改、增补过的红色字迹,有的甚至是大段大段的补遗。我将这本书一直珍藏在身边,置之座右,往往看到先生那细密、秀挺的字迹,一位一生追求卓著、追求科学与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的学者的高尚形象,便会浮现在我眼前,警醒我自律,激励我奋进。

留有宿白先生亲笔修改痕迹的论文

谨以此小文,来想念敬爱的宿白先生对我国 *** 考古、藏传释教考古事业所做出的开创性的孝敬,也借此来寄托我对先生不尽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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