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betgaming:影象研究:从伦理学视角看影象和遗忘

admin 5天前 社会 15 1

人们遗忘答应、遗忘结婚纪念日或亲友的生日经常会受到叱责,而将这些铭刻于心则会备受赞美。只管人们通常以为记得是值得赞美的,遗忘是要受到指责的,有时也恰恰相反。例如,若我只记得他人对我造成的危险,却不记得我曾对他人造成的危险,就可能导致我对他人的行为变本加厉。那么,这里的影象在一定水平上是应该受到叱责的,由于影象在不公正地反映事态。若我遗忘了那些曾侵略我的罪行,而记得这些反而会更危险我和他人,那么这里的遗忘似乎就是值得一定的。虽然影象和遗忘通常是道德评价的工具,但令人惊讶的是,影象和遗忘在伦理学中的作用尚未获得充实探讨。

我们习惯将赞扬和指责与记着和遗忘相对应,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适切或正当的。有关影象的伦理学考察了将赞扬和指责对应于记着和遗忘的做法。在本文中,我将先容有关影象和遗忘伦理学中的六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道德责任的本质;2.影象和遗忘的道德责任;3.团体影象和遗忘的伦理问题;4.影象修改的伦理问题;5.遗忘对与错之间的区别; 6.失忆症和对其责罚的辩护。

道德责任的本质

道德责任理论对主体关于某项行为作出赞美或指责的条件给出了特定的注释。指责由一系列情绪反映组成。当我们对某人感应不满或由于某事对其感应愤慨时,会叱责他做错了事;当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应忸怩时,也会对自己这样做感应自责。当某人因完成某项行动发生负面情绪反映且这类反映适当或合理时,他就应为做此事担责。关于遗忘的归责性存在两种注释理论:追踪注释和归因主义注释。

凭据追踪注释理论,只要错误行为可以因果地追溯到主体较早的选择或行动而且主体此前是控制了那些选择或行动时,纵然行为主体在那时无法控制其错误行为,也应在道义上担责。遵照史密斯(Holly M. Smith)的经典术语,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出于无知的欠妥行为的追踪注释涉及两种行为的序列:一种无知的行为和一种随后发生的无意的欠妥行为。无知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在其中无法改善(或自动损害)其认知状态的行为”,并因此随后完成了无意的欠妥行为。追踪注释理论说明当一个人在行动发生时,纵然缺乏某种对道德责任至关主要的控制或知识时,若何对这项行为卖力。在这类情况下,对责任的主张可以通过将主体缺乏控制和知识追溯到其能力未受损时作出的决议上获得证实。根据追踪注释理论,若是我们应对自己的无知或无意担责,则也应对出于无知和无意的行为卖力。

追踪注释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注释计谋,可以用来注释为什么纵然欠妥行为的主体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以及在行动之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有理由主张应追究他们的道德责任。然则,以为追踪注释理论能够注释所有应当归责的遗忘案例也是令人嫌疑的。显然,在一些欠妥行为的案例中,纵然欠妥行为无法追溯到组成当下道德责任的既往的行为或疏忽时,行动主体直觉上也应担责。例如,塔尔伯特(Matthew Talbert)以为,“至少有可能一些失忆或无意识的行为主体纵然之前并没有作恶但也应该为响应行动担责”。

鉴于存在一些有害的遗忘案例,其中在主体无意间做出欠妥行为之前,没有充实的理由质疑他们影象的可靠性,因而我们需要寻找差别的道德责任注释。在欠妥行为无法追溯到无知行为的情况下,我们应若何注释有害遗忘的责任?我们需要甩掉自主性和控制性的条件,并思量其他替换道德责任意志论注释的可能理论。

归因主义的看法以为,主体因其行为受到适当的指责或赞美不需要知足控制和意识条件。根据归因主义,主张一个主体因其欠妥行为而应受到叱责所必须的条件只是将这一行为归因于该主体及其对他人的态度。若是一个行为是主体的情绪反映、自觉态度和价值观的显示,那么就可以归因于该主体。只管情绪反映和态度是非自愿的,但也可以使我们洞察到主体的道德人格。有时,这些反映和态度所出现的情景甚至比主体的自愿行为所出现的情景更清晰,后者反而可能由于某些计谋性缘故原由而掩盖了真实的情绪。

凭据归因主义,若是影象消逝显示了行动主体对他人的态度,那么就应受到归责。例如,若是行动主体既不认可自己的过错,且在得知自己的影象消逝后仍未显示出歉意,则该行为就可以反映出主体对他人的态度。由于主体没有感受到致歉的必要性,他们就会无视其行为影响他人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上述案例中,归因主义的注释计谋是有原理的。然则,在某些情况下,有害的遗忘也会使主体对他人的态度毫无意义。为什么我们必须假设欠妥行为总是反映主体的道德品质?令人担忧的是,归因主义对遗忘的归责性注释,可能会使我们仅为了能够归咎于主体所做的欠妥行为而误解了他们的道德品质。对此,我提出了一种综合态度,即某些有害遗忘适用追踪理论举行注释,而另一些有害遗忘则适用归因主义举行注释。

影象和遗忘的道德责任

只管许多哲学家已经对影象和遗忘的责任与义务著书立说,然则并没有人试图去表述一种普遍性规则。该普遍性规则需明确,我们应该做到和制止哪些与道德相关的影象行为,以及若何使人们对此类影象行为卖力。

表面上看来,记着或遗忘,无论是直接造成危险照样通过不良的道德决议间接造成危险,都应受到指责。总的来说,(无论是否有外部工具的协助)我们应记着那些对他人而言可能会因我们的遗忘而受到危险的事宜和时刻;我们应在决议是否和若何去行动的时刻将此牢记于心。上述规则的例外情况是,我们为了危险他人而有意建构或存储某些虚构的影象。显然我们应影象准确而非错误。毋庸置疑,若何适当地判断哪些因素对那些可能受到危险的人主要,以及哪些事情应受到认真对待可能会引起争议。

有时,问题出在遗忘了什么而非记着了什么。有意地重述已往的痛苦及抑制可能导致同理心的证据,将会歪曲已往,从而可能导致有害的决议。因此,我们不应以铭心镂骨的方式来重述已往的伤痛,而应建构加倍平和、危险较轻的影象。这个规则的难题在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应始终怀恨在心,同时也不应“饶恕和忘却”。痛苦的回忆也可能辅助我们学会许多。

人们能够从已往的欠妥行为中学习,主要的是,要记着这些。遗忘自己的过错会导致道德上的自信(对道德价值的错误表征),而且无法减轻已往的欠妥行为带来的结果。因此,主要的是,人们要记着自己已往的错误行为,以免造成更进一步的危险。而且,若是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影象力衰退将会导致在举行道德上令人满意的影象行为时遇到严重难题,那么应该制止将自己置于可能引发危害的田地,或者接纳外在的措施来填补自己的影象力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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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影象与团体遗忘的伦理学

团体影象的观点是由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初提出的。哈布瓦赫声称,个体影象的存在依赖于社会群体,甚至在独自回忆的情况下,人们也是从社会的视角或出于社会目的举行回忆。在团体影象中存在着多种征象的聚合,这些征象的特征涵盖了从聚集性影象到团体性影象的延续历程。聚集性影象是群体成员个体影象的聚合或共享。相比而言,团体性影象具有群体、文化或社会的属性,不能还原为群体成员的个体影象。一个群体内纵然没有成员具有响应的个体影象,也可以团体地记着某些内容。

只管关于团体影象伦理学的文献日益增多,但人们对于个体行动者在团体影象形成中道德角色的普遍化规则仍一无所知。这样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团体影象解释一个社会的主要关切,因此,关于要记着什么以及若何记着的团体决议,要明确注重须在减轻旧的危害和制止新的危害的条件下举行。在建构团体影象时,我们应起劲包纳那些可能因影象不完整而遭受危险的人,他们理应被视为团体中的正当成员,并应当注重,我们的建构不会造成选择性的民众失忆。最后,是两个主要的限制条件:我们不应介入形成或维持团体怨恨的团体影象机制;此外,当团体中的其他人试图使用团体影象机制造成危险时,应尽力阻止他们。

影象修改的伦理学

许多人都希望能拥有更美妙的影象。有些人希望住手或削减影象的丢失,有些人则希望他们能消除某些痛苦的影象。除了“低手艺”手段(睡眠、运动、心理治疗等)可以改善影象或削减痛苦影象之外,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答应能以更精准的方式操控影象。好比,利他林和莫达非尼等兴奋剂可强化对影象的牢固,深度脑刺激也可以实现影象增强。同时,东莨菪碱、苯二氮卓类药物和激酶抑制剂等药物已被发现会阻碍影象牢固。最后,有充实的证据解释,新影象和错误影象都是可以被诱发的。

影象修改手艺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影象修改手艺可能会通过拒绝靠近某些主要的真相而导致对自身的危险,使我们失去真正的自我,影响我们的道德反映,削减我们的自我知识,阻止我们推行对自己和他人的义务,增添并不存在的道德责任。此外,一些科技伦理中的常见问题,在影象修改手艺中同样存在。

遗忘对与错之间的区别

凭据赖尔(Gilbert Ryle)的看法,虽然非道德知识至少在原则上会由于遗忘而丢失,但也有人坦言这是谬妄的:“我以前知道对与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我已经遗忘了。”然而,为什么这样的言语行为是谬妄的?赖尔的疑心引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免责道德上的无知是否可以获得辩解?对非道德事实的无知(事实上的无知),显然可以免责。但道德上的无知是否也会云云?

关于这一问题,普遍的看法是,免责有关对与错的无知是可以获得辩解的。而批评者则以为,道德无知不能成为一个充实的辩解理由,由于其自己是要归责的。我以为,当前有关道德无知的归责性的争论往往缺乏对人们遗忘对与错之间区别的历程的适当明白。当认真思量人们遗忘准确的道德理论或获得歪曲的道德理论的历程时,很明显,当前关于道德无知的争论预设了错误的条件,即辩解理由能为免责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找到辩解的理由就意味着免责。然而,辩解理由并不是本质上有无的,而是分水平的:可以较弱或是较强,可以或多或少地减轻责任。我将深入探讨辩解理由的强度,减轻责任以及辩解理由、遗忘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等基本观点。我的基本想法为当前文献中两种差别的态度开拓了原则上的中心门路。道德上的无知或许能成为免责的辩解理由,但并不能成为开脱罪责的理由。

失忆症和对其责罚的辩护

有些刑事罪犯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宣称失忆。这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却未充实研究的问题,即若是罪犯真的没有了对犯罪行为的影象,那么刑事责罚是否是有问题的。凭据功利主义的看法,结果的效用为辩护责罚的正当性提供了理由。在功利主义的语境中,尺度的效用是对罪犯的震慑力,对受害人的赔偿,剥夺罪犯的行为能力,对罪犯的革新和救助。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不管罪犯是否记得自己的罪行,责罚他们的政策都是可以获得合理辩护的。

若是我们想澄清上述直觉,即责罚那些不记得自己罪行的人是有问题的,那么与功利主义相比,责罚主义是一种更好的进路。根据责罚主义,责罚的目的是使罪犯感应忸怩或自责而悔过自新。若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后,罪犯没有对行为自己及自身心理活动的影象,那么他们就没有悔改的可能。若是没有悔改的可能,那么就没有责罚的理由。这类论证存在的一个问题,也适用于心理上从不会感应忸怩和自责的精神病患者。然则,我们否决责罚失忆症患者的直觉并不会转移到责罚精神病患者的案例中。

在我看来,责罚主义的思绪是准确的,但没有找到失忆症患者没有悔改可能的真正缘故原由。责罚失忆症患者之所以有问题,不是由于失忆症患者无法适当地感应忸怩和自责,而是由于他们无法充实明白这种痛苦背后的缘故原由。对自己痛苦缘故原由的不明白,是一种逾越原始痛苦的更大危险。促使人们以为责罚失忆症患者是有问题的直觉是这样一种信心,即立法机构不应将不明白的痛苦强加给罪犯。至此,竣事我关于影象和遗忘伦理学六个问题的讨论。

(作者单元:德国科隆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译者单元: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5日第19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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